我们的毕业典礼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。会上，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谆谆告诫我们，进入社会以后不要把未来想象得过于美好。他说，与其希望以后一帆风顺，不如把困难想象得多一些，严重一些。把什么困难都想到了，再遇到就不害怕了。直到今天，我仍然对他的教诲心存感激。
如果有什么微词，那就是当时长者们除了能够教导我们不怕困难之外，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。他们可以在自己的权限和能力之内建立公正合理一些的制度，或者至少可以做出一些范例，从而影响下一代人。如果还有什么非分的想法，那就是前辈们为自己的子女准备的似乎不只是至理名言。
大家知道，多年来大学毕业生们克服困难的历程大体上不是对社会的完善，而是对现状的屈从。在这一过程中，不知有多少人的理想、活力和想象力被泯灭了。
平心而论，理想主义者在社会上遇到一些周折是正常的。一个到处都在张扬理想的社会往往是不正常的，法国大革命和以后出现的很多革命就存在这样的问题。记得朱学勤先生在《南方周末》上撰文，指出在合理的社会里应该是现实主义在朝，理想主义在野。
但是，一个合理的社会应该让一些有理想的人获得成功，或者说让成功者多少有一些理想。而在目前的中国，已经不是理想在野的问题了。理想不仅被打倒在地，被践踏，而且被碾进了尘土之中。通常的道理是，一个有才能的人为了成功应该适应社会。与此同时，一个合理的社会对于公认的人才也要有适度的宽容。当天才被毁灭，当人才被忽视的时候，社会应该强调的好像已经不是教训年轻人要随遇而安了。现在，年轻人适应社会的能力已经登峰造极，而社会却让人越来越难以适应了。
与理想同样重要，甚至比理想更重要的是坚持原则。当然，这两者是有关联的。如果一个年轻人在适应社会的过程中磨掉了棱角，丧失了想象力，但学会了遵守制度和坚持原则，那还不算是一无所获。当他掌握了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权力时，起码会维护稳定与公正。中国的悲剧在于，在为官本位服务的实用主义之下，不论是理想还是原则，都没有生存的空间。最令人痛心的是，不少被淘汰和被毁灭的人并没有张扬个性，他们只是有时坚持原则，希望照章办事而已。
有不少学者指出，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实用主义的特点，缺乏创造和探索精神。与此同时，美国奉行的也是实用主义。做一个表面化的类比，欧洲是当今的古希腊，美国是当今的古罗马。在思想和文化层面上，美国仍然是苍白的。但是，美国的实用主义包括了很多中国人看起来没有直接用途的事物，比如民主选举和三权分立等等。日本作为实用主义的信奉者，同样坚持了从西方学来的观念和制度。即使从现在中国人最直接的要求，也就是经济发展来看问题，谁能说美日更高一些的追求没有实用意义呢？关于这个问题，以后还要详细地阐述。
实用主义者也许看不到后天，但一定要看到明天。与此相比较，我们的实用主义正在蜕变为机会主义和犬儒主义，正在变成随波逐流。
再回到理想与社会的问题。社会容纳不同，其实就是鼓励革新和创造。对于革新者和创造者，社会应该让他们多付出一些努力，并且适当地保留怀疑的态度。刻意地鼓励革新与创造，最终鼓励的是投机取巧和裸奔。
理想主义在社会上是在野的。在大学里，理想主义应该占据重要的地位。
人们常说，大众整日忙碌，没有时间考虑与日常生活没有直接关系的问题。那么，大学和大学教师就应该闲一些，为芸芸众生提供一些可以参考的意见。这就好比大众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去观测天文气象，于是就需要天文台和气象台了。当然，这样的道理有些粗浅。问题在于，当今执掌大学的幸运者们连这样的道理也不懂。
我们的大学太忙了。过去政治运动中的事情就不用说了，那是在疯狂的年代。问题在于，改革当中我们做了些什么呢？大学忙于下海，忙于办公司，忙于评比，忙于追星，还有一些教授忙于为利益集团服务。应该说，这是中国大学史上最黑暗的一页。现在，已经到了翻过这一页的时候了。
大学应该是一个安静的地方。政府和社会都不要侵犯大学的独立，不要打破大学的安宁。那些能量太大的人，热衷于制造热点和事端的人最好离开大学，去从事政治和商业活动。
大学应该有自己的管理方式。政府和公司的管理模式不适用于大学，大学的管理方式应该是民主与自治。大学的管理者仅仅是管事的人，是为教师们服务的。
大学应该是一个让学者感到轻松的地方。考核是需要的，但是考核不能成为官员手中的工具。更重要的是，考核不能急功近利。那种类似于公司管理的方法，给大学教师定任务、打分，要求教师去拉科研经费，甚至要求教师坐班、记考勤，是造成大学退化的直接原因。至于有人提出的竞争上岗，末位淘汰等等，更是把大学变成马戏团的捷径。大学对于教师的要求应该是长期的，除了要求他们完成教学任务之外，对于研究成果可以从长计议。以半年和一年为期限，不可能有真正的研究。给学者以悠闲，给他们思考的时间，也是出思想、出成就的必要条件。可以等两三年，没有成果再采取行动。对人才要有充分的尊重，礼聘而来，不合意的也要礼送而去。
大学应该有相对简单的人际关系，并且适度保护那些生存能力差一些的人。如果让书生去适应各种各样的浅规则，那么不仅学术没有了，就是技术也无法精通。大学的社会功能之一，就是给有思想、有研究能力人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，让他们不用看别人的脸色，也不用为生存而焦虑。在这样的环境里，现代社会就可以继续产生哲人和学者了。
大学应该尊重和保护人才。尊重人才是老生常谈，我所说的主要是保护有缺点的人才和公认的天才。对于有缺点的人才，特别是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人可以批评，但一定不要影响对其工作的评价。让他们上升的道路曲折一些是可以的，但如果因此阻断他们的前程，那就是不公平了。而对于公认的天才，多一些宽容是必要的。谁是天才，确实不好确定。但是，古往今来大多数民族对此有基本的判断力，有容纳他们的雅量。不仅如此，历史上对人才爱惜、保护和举荐的事例不胜枚举。很多举荐人才的人没有个人利益的考虑，也没有要求什么回报。应该说，爱护人才是一种普世的美德。在中国，天然的人才观和爱护人才的观念一直存在，直到在被文革和市场经济中被粉碎了。在对待天才的问题上，不要套用狭隘的平等观念。这种平等观念不外乎教授反对我也可以抓起来，人才不听我的也可以让他没有饭吃而已。
大学应该位于树林之中。不久前，有“大学需要大楼还是大师”的讨论。对我来说，这是一个假问题。大学校园里不应该建高楼，或者建高楼是权宜之计。一般来说，大学校园里应该是少量的校舍，大片的树林和草地。在这样的环境里，手里拿着书籍的学者和学子们漫步其中。安静的校园，广阔的空间，自由的思想在那里驰骋。现在学生多了，但校园的环境是需要保护的，不可以变成一片高楼和几棵大树。
总之，大学特别要为理想保留一线空间。让天才和人才碰壁，让他们穷困潦倒，是整个民族的失败。一个善于嘲笑书呆子的国家，总有一天会被世界所嘲笑。一些中国游客在国外的见闻，似乎可以说明这一点。
应该说，为了提高我们民族的尊严，需要大剧院、奥运会和世博会，更需要对文化、文明和人才的尊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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